【十年中国风】“舞”动异域,天涯相约民族风******
中新网北京10月2日电题:【十年中国风】“舞”动异域,天涯相约民族风
记者 邢蕊
提到广场舞,你脑海中会浮现出什么场景?是否是一群或烫着卷发、戴着墨镜,或身披彩色丝巾,在公园、广场伴着音乐起舞的大爷大妈们?
广场舞是一项成本低廉、简单易学且颇具社交属性的健身娱乐方式。一份早年间的行业报告显示,中国广场舞人口已近一亿。随着十年间国内外交流的脚步密集,“广场舞大妈”们,也越来越多地吸引世界目光。
“来自东方的神秘力量”
英国小哥三秒,至今都对此记忆犹新。
三秒住在英国谢菲尔德。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狂热爱好者,也是中国女婿。2019年,他和媳妇回中国探亲,在游览大好河山,品尝各式美食之余,同样令他难忘的,还有随处可见的“广场舞大妈”。
他说,自己想不通到底是怎样一种魔力,可以让互不相识的人们,在同一时间、同一地点,整齐划一地排列在一起起舞?这上头的背景音和魔性的小步伐,又是哪位节奏大师的手笔?
当他向妻子表达心中迷惑,却见对方煞有其事地笑道:“这是来自东方的神秘力量。”
这股“神秘的东方力量”正有席卷全球之势。从巴黎卢浮宫、俄罗斯红场到纽约时代广场,十年间都曾留下国人翩迁舞动的身影。
2014年,一曲《最炫民族风》响彻纽约时代广场上空,100位“中国大妈”在异国他乡的街头跟随节拍起舞,由内而外散发着自信的气场。
这是纽约中华歌舞团参与的一次快闪活动,团长冯洁至今都对当时的场面记忆犹新:“跳完以后,我们挥舞着100面五星红旗,一起合唱《我的中国心》,场面十分震撼。”
资料图:2013年1月21日,美国宾夕法尼亚大街上参加游行的华人民间舞蹈团。“神曲”背后的自信身影
当一群群东方面孔在异域高光中随性而舞,求同存异、兼容并包而又活泼豁达的中国文化特质,正跃动着勃勃生机。
从身边巷陌到异国他乡,随处可见的广场舞成为国人追求健康生活方式和展现向上精神面貌的注脚。在这背后,是一份份对美好生活的渴望,是飞速崛起的国家为普通百姓带来的幸福感和自信心。
在北京大学国家体育产业研究基地秘书长何文义看来,广场舞兼具时尚文化和体育文化属性。“广场舞的舞蹈和音乐都在不断推陈出新,受众囊括了各个年龄段,甚至包括有舞蹈功底的专业人士。当优秀人才进入这一领域,广场舞很可能从‘土文化’变成雅文化。”
何文义认为,广场舞热潮所体现出的,正是普通老百姓享受美好生活的直接过程。而在国外街头起舞的“中国大妈”,不仅是文化自信的体现,在某种意义上也是中国“文化输出”的一种形式。
来自英国的三秒眉飞色舞地告诉记者,自己看广场舞看到兴起时,也会情不自禁地加入其中,快乐得像个二十多岁的“小陀螺”。
资料图:2017年12月31日,2017“你好大妈”全国广场舞总决赛在美丽的云南西双版纳举办。陈春光 摄民族的,也是世界的
在国外生活数十年的冯洁,为了庆祝国庆60周年,于2009年创立了纽约中华歌舞团。13年时间里,冯洁和她的歌舞团一直致力于让优美的中国艺术在美国落地生根。
2015年梅西感恩节大游行,纽约中华歌舞团受邀参加。她们以侗族音乐为伴奏,编排出了一套动作简单,却颇具少数民族风情的广场舞。当身穿民族服饰的队伍走上街头,围观人群向着游行队伍高呼:“China,你好。”那一刻,走在队伍里的她和许多演员们热泪盈眶,身为华人的自豪感油然而生。
旅美20余年间,冯洁曾在美国朱莉雅音乐学院演奏并讲座过多部中国民乐作品、出版过琵琶独奏专辑,也曾自2009年起创办“纽约国庆晚会”、在大量中华艺术活动中担任节目策划人及总导演、艺术总监,还曾将来自辽宁芭蕾舞团自排的《花木兰》等多部晚会搬上美国主流舞台演出,以实际行动搭建中美文化桥梁,近距离向美国人民和华夏子孙讲述中国故事。
“我们中国的优秀文化还有很多很多,歌剧、芭蕾舞、交响乐……兼容并包,海纳百川。”她说,“这些来自中国的艺术之美,每每都会令当地观众大为赞叹。”
2015年梅西感恩节大游行现场。受访者供图。当中国风与西方世界交融碰撞,无论是“阳春白雪”的艺术表演,还是颇接地气的民间健身,都在润物无声地讲述着一个个中国故事,将兼具传统色彩和时代意蕴的中华文化推向国际舞台。而每一个故事,无不记录着优秀中华儿女的努力与拼搏。
“在美国,中国文化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每次有多元文化交流活动,我们一定是最具亮点、最不可缺少被邀请的。”冯洁动情地说。而她语气中满满流露出的,是对中华文化坚定地自豪和自信。
史安斌:跨文化传播困局的破解之道****** 以网为媒“催化”人类文明共享共荣 在世界进入21世纪第三个十年之际,百年变局和世纪疫情映射在网络信息传播领域,表现为三个相互交叠的发展趋势:首先,尽管“西强东弱”的国际传播格局仍未改变,但以中国、俄罗斯、印度等国家为代表的媒体力量在“西方缺位”的背景下日渐强大;其次,在“逆全球化”和“民粹主义思潮”的裹挟之下,不同社群和族群之间根深蒂固的矛盾和冲突不断激化,导致部分西方国家陷入“抗疫”与“抗议”的双重困境,一些西方政治人物向中国“甩锅”“追责”,国际舆论环境更为错综复杂;再次,尽管媒介泛社交化已经成为网络传播领域的新常态,但在社交媒体上,一些人为了自身利益,无视客观事实,盲目迎合受众的情绪与心理,进一步加剧了舆论极化的态势。 我们需要结合当今时代出现的各种新挑战来理解全球网络传播的发展趋势,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运用于变革当中,从而在“大变局”和“大疫情”的纵横交织中寻找符合国际传播规律、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有效路径。 互联网与社交媒体的困局 21世纪蓬勃兴起的前沿科技将人类传播带入智能媒体时代。借助手机等随身媒体,人与人之间的沟通和交流真正做到了“无时不有”“无远弗届”,媒介文化研究的奠基人麦克卢汉在半个世纪前畅想的“地球村”已然成为触手可及的现实。 然而,当前在全球肆虐的新冠肺炎疫情以及与之相伴相生的“信息疫情”加剧了人类冲突风险。互联网和社交平台在新闻传播领域“第一落点”的定位日趋凸显,各类碎片化的虚假信息、流言蜚语、轶事绯闻呈现病毒式传播趋势。相较于主流媒体,一些网民开始依赖一个个“部落化小圈子”获得资讯、分享观点。然而,由于“圈内人”拥有相似的价值观,致使他们每天得到的讯息经由立场的过滤,与之观点相左的理念逐渐消弭于无形。更有甚者,社交媒体所具有的“回声室”“过滤气泡”等负面效应加剧共识的撕裂,形成各式各样“信者恒信、不信者恒不信”的“偏见闭环”,阻断不同社群和族群之间的有效沟通。 各类智能媒体平台所依赖的算法推荐在为用户提供巨大便利的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操控了其接受信息的性质、类型和范围等。研究显示,脸书、推特等社交平台的消息推送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用户的社交网络。这不仅基于其所拥有的朋友数量,更重要的是朋友之间交流的频率和类型。社交平台通过关注用户的朋友圈、兴趣爱好以及推送机制强化其社区归属感。传统主流媒体不仅思考“受众对什么感兴趣”,还会考虑“受众应该要知道什么”以及“什么样的新闻符合公共利益”。社交平台的把关机制则首要考虑的是“对用户来说什么是有趣的”。因此,算法的出现不仅仅是信息传播主体的转变,更是把关标准的转变。基于个体价值的“过滤气泡”机制则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了“偏见闭环”。失去有效的跨文化对话和沟通,不同文明之间的交流互鉴就会变成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跨文化传播困局的破解之道 早在2015年第二届世界互联网大会上,习近平主席就提出“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理念主张。2021年11月22日,习近平主席在致第四届世界媒体峰会的贺信中为各国媒体共同探索这条可持续发展之路指明了方向,指出“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相互交织、彼此影响,国际格局演变深刻复杂。如何正确回答时代课题,广泛凝聚世界共识,媒体肩负着重要社会责任”,应当“努力做民心相通的传播者、人文交流的促进者,为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出应有贡献”。 考虑到互联网和社交媒体的巨大影响力,我们可以采用以网为媒的思路,分析梳理互联网和社交媒体在国际传播与全球治理体系变革中所承担的社会责任和所扮演的“桥梁”及“催化剂”角色,催生建立世界各国广泛参与的文明交流互鉴机制,在“一起向未来”的美好愿景下维系人类文明的多元共生和永续和平。 如何摆脱当前跨文化传播的困局,实现从“各美其美”“美人之美”到“美美与共”的“天下大同”?除了促使智能媒体在技术和机制上进行自我完善和修正之外,还要靠提升人类自身的跨文化传播素养和以重点新闻网站与大型社交平台为代表的新型主流媒体的国际传播能力。 首先,无论是新闻内容生产者、新闻网站和社交平台的运营者还是受众、用户,都应当像对待自身文化那样尊重其他文化价值观,不应使用语言或符码来有意贬低“他者”,从而打破“偏见闭环”对个体和社群的桎梏。 其次,信息传播者和内容生产者应当客观、真实地认识和再现外部世界。诚然,不同文化对“真实”的界定并不相同。所谓“真实”也是一种社会与文化建构。即便如此,在跨文化传播中,信息和内容生产主体也不能蓄意歪曲真相,误导和欺骗受众。 最后,聚焦不同国家和文化背景下的人际沟通与组织交流,关注各种不同文化的“交集”和“共情”,最大限度地做好跨文化传播,消弭彼此之间的差异和分歧。 上述智能媒体时代跨文化传播的建议旨在实现不同国家和地区、社群与族群之间的和平共处与交流互鉴。孔子在两千多年前提出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等观点都精辟地阐明了跨文化传播的要旨所在。正是在这种“和而不同”的思想影响之下,中华文明海纳百川、包罗万象。从这个意义来说,以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代表的中国方案,为破解智能媒体时代的“偏见闭环”所造成的跨文化传播困局贡献了中国智慧,为全球传播和人类社会的进步探索出一条更加普惠公平、多元包容的发展道路,推动不同文明之间的交流互鉴、共享共荣。 作者:史安斌系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院长、教授 来源:《中国网信》2022年第3期
|